彼此竞争得厉害
2020-12-30 22:10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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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记者从赵先生口中得知,最后彪子以劳务费、餐旅费向其索要了2万元。“他们三四个人,欺负我是一个外地人,说如果不给让我出不了长沙。”赵先生说,他在彪子等人的威逼恐吓下,最终拿出1.5万元了事。

在张志成看来,职业医闹看似只有一个简单的“闹”字,但要顺利做成一桩“买卖”极其繁杂。单从流程上讲,就包括“风”、“谣”、“火”和“除”。

第二天早上,记者按德哥的通知到医院门口等候。此时,昨天的几名中年妇女早已进入医生值班室开始哭啼。记者与其他几位中年男子蹲守在值班室的走廊上,不到10分钟,整个楼层被围上来看热闹的患者挤得水泄不通。

事实上,即便是如此高的提成比例,在从事医闹的几年里,张志成几乎从未为找不到活而发愁。

“我是死者的表弟,我现在心里很难受……”在起初的近半个小时里,彪子一直在说表哥为人如何如何的好,小时候总是带他出去玩,说到“情深之处”,彪子眼里挤出了几滴泪水。

职业医闹一年能接多少单,收入多少?“我不太清楚别人的状况,就我自己来说,我干了7年,现在在长沙买了两套房、一部车。”张志成笑称,这些收入几乎大部分是赚的“死人钱”。“我们以合同的形式和死者家属约定提成比例,最少提成8个点,有些本事大的,有把握讹医院一大笔钱的,会直接将提成定为补偿款的一半。”

地上的妇女也哭哑了嗓子,哭声变成了拉长了嗓子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咽声,像幽咽的二胡。

张志成,长沙浏阳人,从事职业医闹七八年了,2013年“金盆洗手”。他讲述了自己从入行起的从业经历。

“火”,即使用武力。张志成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手。“如果对方调子高,始终不接坨,不派人来处理,那就怪不得我们。”这种情况下,职业医闹往往会雇请社会人员打砸、辱骂甚至殴打医生,让整个医院陷入恐慌。

德哥与赵先生耳语几句后,赵先生从挎包里掏出几叠横幅,上面写着“无良医院”、“草菅人命”之类的字眼。 这些横幅随后被分发给陈师傅等几名中年男人,由他们在医院门口一字排开,高高托起。在男人们的脚下,四五名妇女分散坐开,开始嚎哭。

下午4点半,德哥得瑟地走过来,让“旗手”和“二胡”们收工,并让这些雇工明早7点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

讨价还价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最终,医院承诺除开丧葬费外,再给家属补贴10万元。而这与之前德哥承诺的“最低30万”相去甚远。

如果“闹”失败,未达到与死者家属约定的赔偿额度,那是不是要倒贴人工费?张志成接连摆手:“医闹吃的就是一碗不讲理的饭,就算没要到约定的额度,只要是要到了钱,我们都会想尽办法从家属手中扣出一笔钱来,不可能自己亏本。”

“收工”后,记者与陈师傅一同走出医院。“你看今天就很轻松吧,6点不到就收工,350元到手了。”陈师傅洋洋得意。

我们最后一次灰头土脸从医院出来时,一名自称“德哥”的男子站在门口迎面递上一根烟,说,“我看你们进进出出这么多天,好像没什么效果,这事我可以帮忙出力。”德哥承诺帮我们找医院讨要至少30万元赔偿款。如果事成,他从中提取8%的酬劳,也就是2.4万元;如果要不到30万元,他分文不取。

7日一大早,记者赶到这家医院的门诊大厅,大厅内还有10多名男男女女,有拄拐棍的老太太,也有正值壮年的中青年男子,最多的是中年妇女,占了一半之多。

但也有观点认为,人们在抵制和谴责医闹以及呼吁患者理性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何会出现医闹?客观地说,盗借医患之间的医疗纠纷来获取“红利”的“医闹”,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更是违背社会公德的丑恶之举。

为核实刘先生的投诉,6月7日-10日,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通过朋友介绍,成为该职业医闹群体中的一名雇员。

2006年夏,张志成骑摩托车出了一场车祸,在医院医治半年后还是留下残疾,右腿至今走路都有点瘸。张志成认为,这原本是个骨折的小手术,却因医生的误诊导致自己落下残疾。

一个月前,我的哥哥在长沙因车祸住进了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在出院前几天,哥哥却突然死亡。我认为这完全是医院的错,也和两名近亲来医院闹过几次,可终究没有结果。

按照此前双方协议,如果补偿款达到30万元,彪子按8个点提成,30万元以下则分文不取。

不过,医闹有时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一般情况下,在与医院的纠纷和抗衡中,患者一方常处于弱势,必然要在医疗事故鉴定上花费很大的精力,若再让他们到法院起诉,那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找“医闹”也是无奈之举。因此,对“医闹”这种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是对的,但也绝不应偏袒医疗机构。(腾讯新闻综合东北新闻网等报道)

现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中年秃头男子,从大家口中的称呼,记者得知他就是德哥。

在湘雅医院医务部主任莫龙看来,医患矛盾中,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一旦患者的纠纷诉求难以快速解决,职业医闹就会乘虚而入,“所以,这个矛盾体中要做到足够的公平和公开。”

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半。中途,有专人送来矿泉水和盒饭,大家轮流吃饭、休息。

我姓刘,四川人。我要投诉的是长沙的一个医闹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叫做“德哥”的人。

近年来,中国多地纷纷出现职业的“医闹一族”,颇有点像某些电影中的黑社会“闹街”,他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努力寻找“商机”,然后再采取扰乱医院就诊次序的方式,在医疗纠纷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其分红。有分析认为,医闹是医患不对等催生的产物,给医患关系恶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而医闹的表象是维权,本质无异于取闹。

在长沙,到底有多少职业医闹,张志成也无法说得清。他认识的几个同行都活动在三甲医院,但彼此之间来往极少,业务上更是绝少谈及。“一件买卖,你做了他就做不得,彼此竞争得厉害。”

张志成说,一般情况下,一个职业医闹团队的核心成员就那么两三个,其他的都是花钱雇请的临时工。“一来控制成本,二来也是为安全起见,避免走漏风声遭受公安机关打击。”

下午1点,横幅举久了,有人抱怨手发酸。德哥找来几根木棍,用塑胶袋胡乱将横幅两头各缠在一根木棍上。就这样,一人一根木棍支开,像旗手一样将一道道横幅展开。

莫龙说,规定施行后,有完整记录的高风险病例谈话已累计进行762例,其中治愈出院584例,好转出院170例,拒绝手术治疗的5例,死亡3例。所有病例沟通良好,未发生一起医疗纠纷。

“350元一天,包中午吃喝,早上早点到。”6月6日晚,德哥给记者打来电话,吩咐第二天早上7点赶往开福区一家大型三甲医院。

记者卧底期间目睹的种种闹剧究竟是这一灰色行业的偶然现象还是普遍发生着?6月15日,记者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一名职业医闹行业里的元老级人物。

后来我们与医院交涉,只要到20万元。结果他们威胁我,还是拿走了2万元。

下午2点,医院要求与家属代表见面,双方在会议室商讨补偿款,幕后大老板彪子终于露面。

1分钟后,数10名身着医院制服的保安围了上来,却并未制止。双方在一种敌视而又彼此恪守底线的奇怪氛围中对峙。

当初,德哥承诺给陈师傅等雇工350元一天的“劳务费”,事成之后会打到他们的银行卡上。但自始至终,他们也未收到这笔钱。

队伍中,一位年约50岁的男子很健谈。闲聊中,男子说,他姓陈,平时以跑摩的为生,偶尔会出来“闹一闹”,这是他第二次跟德哥的队伍。

“叫你哭就哭,叫你闹就闹。”得知记者头一次参与这种“活动”,德哥一口气罗列出了十几条规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你就在旁边看着,嚷嚷吵闹可以,决不能动手。”德哥解释,“最近警察查得严,别给老子惹麻烦。”

去年,该院制定了《高风险诊疗措施特约谈话告知制度》。手术之前,主管医生、患者及家属坐在一起,由律师给双方提供详细的法律咨询,从术前准备、手术指征、手术方案双方都详细讨论,让患者充分享有术前术后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风”,就是收集情报。张志成说,一般会雇人在医院病房内四处打听,有的医院的护工、清洁工也是他们的眼线。眼线向他们提供线索,他们则根据线索的含金量支付线索费,“一般来说,没得绝症却死了人的线索价值最高。”

他解释:“人死不能复生,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发生事故后,医院往往要求按程序办事,做事故鉴定,走法律途径解决。而家属则大多不接受死亡现实,又排斥事故鉴定,只希望医院能给一定数额的赔偿款。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患者和家属,通过事故鉴定进而诉讼索赔的过程太漫长、成本太高、希望太渺茫,他们打不起官司。在他们眼里,律师和法庭远不如找上门来的职业‘医闹’靠得住、来得快。这就是我们不愁找不到活干的原因。”

接下来半个月里,张志成每天带着大批亲戚朋友前往医院打横幅、喊口号,他发誓要为自己讨个说法。最终,张志成意外地从院方拿到一笔补偿款。

“谣”,即制造谣言。拉横幅、发网帖,污蔑某医院草菅人命,让医院陷入舆论道德指责。

上午11点,德哥的委托人赵先生出现在医院门口。赵先生的舅舅因肺病在这家医院突然过世,他直接找了德哥做他的代理人和医院谈判。

“除”,就是收尾谈判。当医院被医闹折腾得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院方会主动接受谈判。“这样我们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以前出过事没?”记者表示担心。陈师傅摆摆双手,“没遇到过。”他说,一般情况下就是哭闹一下,不要多说话,不要让人听出你是本地口音就行了,“只要不打人警察是不会管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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